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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传统战略文化最初产生并主要表现在军事上，一经形成便会产生不可低估的惯性力量。在不同的社会及地缘背景中所形成的中西军事传统，对中西近代乃至现代和当代的军事实践活动都有重要的影响，并将继续发挥影响。 东西方战略文化的这种差异性是在军事科学本质的前提下所表现出的各自的特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不是隔阂，更难论孰优孰劣。 今天，在这个新时代的节点上，进行军事理论研究和战争设计，应该特别注意这个时代的特征——东西方战略文化相互兼容、趋向综合。因此，过去站立在任何一方的军事传统均已显示出其局限性。在战略文化的碰撞和互动中共同发展，既相互对抗和竞争，也相互交融和借鉴的结合部上，一定能够找到我们自己坐标点的参照物，找到战略创新的新角度。 ——编者按 刊于《国防参考》年第8期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战争与和平的交响与变奏激荡着整个时空。从金属化战争到火药化战争，从机械化战争再到信息化战争，人类对战争的认识不断深入，而战争也在人类推动下不断演化。 战争与文明总是相伴而生，军事传统与文化传统总是相对而长。世界上每一种思想文化都包含关于战争的理论，而每一种战争的理论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有其文化传统的烙印。思想文化是战争设计最深层次动因。 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军事家无不被民族文化传统所熏陶，他们的辉煌业绩也无不闪烁着文化传统的光辉。“在亚历山大的胜利根源里，我们可以经常发现亚里士多德”。 千百年来，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分野导致了各自社会对军事生活思考的不同侧重，以及在战争实践中的不同特色，直接影响并制约着东西方军事思想的内容和特色，在相异的思想文化土壤上生长出特质迥异的军事传统，也使中西方的文明走向划出不同的轨迹。 重和与重争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多样文明，不同文明如何交往，是任何文明都回避不了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谐，强调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而西方传统文化讲求斗争，强调控制万物，充当世界的主宰。 “和”文化是中国人的血脉，“尚和”是中华文化的首要特征。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就以“止戈”为“武”。春秋时期，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 《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之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15世纪初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先后七次出使海外却秋毫无犯，这样的和平善旅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相比之下，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思想，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则认为世界本质上就是充满利益的冲突与对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认为，“斗争就是正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消灭的”。 古希腊著名改革家、军事家索伦也认为：“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欲望；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 今天，深受冲突与对抗思想传统影响的西方“文明冲突论”，其浓重的宿命论色彩让一些人在看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的前景时产生了深深的疑惑与迷惘。某些文明企图以“普世文明”为幌子，对世界文明进行“格式化”“标准化”“单一化”。 然而，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文明单一化将使人类的创造力衰竭，导致人类文明僵化衰微。对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在多样文明际会的地球上，中华文化在“和而不同”思想之源的启迪下，绽放着可贵的和平光彩。我们既要吸收外来世界先进文明的因子，创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现代文明，又要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慎战与崇战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生存的两大主题。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中国传统文化普遍持有慎战的观念，而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文化则对战争更多地倾注了歌颂与赞扬之辞。 中国古代战事频繁，众多思想家和军事家更多地把战争和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紧紧地联系起来，提出了慎战的思想，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 道家认为战争是万恶之源，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孙子兵法》开宗明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虽然重战，但同时反对好战。在孙子看来，“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他还对限制战争明确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商鞅也提出战争是“以战去战”，而且“兵大律在谨”。可以说，先秦诸家慎战思想不断影响着后世，逐渐成为中国军事传统的主流思想。 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思想流派对战争更多地倾注了歌颂与赞扬之辞，对战争更多地持有肯定的观点，认为人之间天然地存在竞争，战争本身是符合人性的。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在古希腊人眼中，人们追逐权力，战争不是万恶之源，而是一项光荣而高尚的事业，是人民求得荣誉，成为英雄的主要途径。在斯巴达只要“君主们稍稍做出一点打架的信号，他们就会找到很多自愿拿起武器的人，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取得荣誉”。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传统现实主义思想一直影响着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及至近代，西方这种推崇战争和武力的价值观并未消弭。 战争是人类智慧的失败，和平是人类反思的结晶。历经无数次战争，人类的战争活动由此由盲目走向自觉、由浮躁走向理智、由幼稚走向成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 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但也要看到，世界并不太平，铸剑为犁仍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为了赢得和平，就要做好全面准备，这其中也包括战争的研究和准备工作，进而遏制、防止战争。 中国的慎战思想发展到今天，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不战而胜”的蕴意，而且增加了“不战而和”的蕴意，即构建制约战争的机制，在冲突萌生且尚未激化的时候采取和平手段加以解决、控制或缓和，防止因恐惧和误解的增长使得双方兵戎相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王道与霸道孙中山先生离世前曾在日本演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主张仁义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对战争首先进行道德评价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儒家文化占据社会的主体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内“仁”外“礼”的儒家伦理秩序，这是形成中国军事传统的文化基础。孔子曾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也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孙子也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合之以文，齐之以武”。 在他们的心目中，仁者无敌于天下，有德者无往而不胜，能得天下的是以德行仁的王道，而不是以力行仁的霸道。 春秋时期，在战乱中崛起的五霸，把修德和振兵作为不可分割的双刃剑，来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行王道，就要以德胜人，以德作依托，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尚义重理、以德怀远、顺化外邦。德胜，才可以使人心悦诚服，才是制胜之道的最高境界，是兵争方略的首选项。 西方传统现实主义则认为，权力是政治的主要内容，他们将战争当作手段，强调以暴力取胜，武力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途径。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例，从开国到立国，从取得统治到巩固和维护统治，他们都始终把追求权力摆在首位，把武力扩张和铁血统治作为立国根基。 在军事政策乃至国家政策上，更多靠法律、法规和制度，靠铁血精神在社会上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斯巴达甚至在法律上规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征战和战死。汤因比说过，“西方文明的生长就是一系列的挑战与应战”。然而，靠武力追求的绝对霸权，只能将自己陷入困境，必然最终被武力战胜或葬送。 今天，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人类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那些仍牢牢抓住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放的国家才是制造世界冲突和动荡的根源。 习主席代表中国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价值追求。它带给人类的不是贪婪索取，而是“民胞物与”的仁爱；呈现给世界的不是征服，而是“协和万邦”；引导人类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这正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底蕴深厚的古老民族对全人类长远发展的智慧贡献。 道义与利益人类对战争起源的认识与思考，经历了从直观感性状态，后来上升到逻辑的理性状态的过程。在义利兼顾的思想天平上，中西军事传统各有侧重地贯穿着“道义”原则和“利益”原则。 “义在利中，义中有利”的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髓，强调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以义取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道德准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在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中，几乎没有内容直白地宣扬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利益，更多的是对此类战争的指责。 墨家认为，进行战争是为了道义之诛，是为了诛无道；孟子指出，进行战争是为了诛独夫，即如汤武革命；《荀子》强调，“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处于古代军事理论主体地位的兵家，评价战争通常也以道德为准绳，讲究用兵要考虑是否符合道德，讲究“师出有名”，强调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道义。 古代西方对战争问题的思考，始终贯穿着利益之争的原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学者马基雅维利直言：“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可以不讲任何道德原则；只要达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由于在早期实践和认识中都明显地贯穿着利益原则，欧洲中世纪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往往是赤裸裸的。西方历次战争也在印证着这一结论，不论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其背后都有利益的驱动。 今天，国际力量失衡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一些国家利用军事优势到处干涉，打着道义的幌子干着攫取利益之事，把原本和平安宁的国家搞得支离破碎，原本晴朗的世界搞得乌烟瘴气。 实践告诉我们，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既是道义、更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说到底战争既要体现利益原则，也要体现道义原则。因此，坚持利益与道义的辩证统一，是社会军事活动的根本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战术上赢了、战略上却输了的现象出现。 为此，我们要弘扬正确义利观，以国家利益为确定战略的最高原则和出发点，兼顾道义的原则，政治上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军事上坚持不以武力或使武力相威胁。 重人与重物 人与物，作为战争力量的基本构成，不可偏废。中西传统文化在两者并举时又各有侧重。总的看来，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的因素，西方传统文化重物的因素。 古代中国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并把天道加以人化。这种特征，照射在对社会军事生活的思考之中，就是在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活动时，首先要有人的主观的正确指导，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 先秦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商君书》认为：“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大量的类似论述充分肯定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又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战争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虎铃经》指出，“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这是对进行战争活动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总体要求。由于古代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人与人的体能、智慧和意志的较量，所以在古代战争活动中人的作用大于物的作用。 西方传统哲学对物的因素的思考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对物的认识所形成的知识被西方古代社会所推崇利用。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靠武力一度称雄于地中海沿岸的亚述帝国，在战争活动中对物的因素的思考及运用已具备了一定的水平。据说，亚述人的撞城车是当时攻克城堡的有效武器，这种车车头装有巨大的撞角，车体覆包金属或棉被保护层，车内配有操纵人员；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海军对战船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与装备，是靠战船的高速度、机动性和冲撞力取胜的。这些对战争活动中的物的因素的思考与运用，开创了西方注重实用技术的传统。 在战斗力系统中，人的因素的发挥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手段，物的因素的发挥又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不断应用，越来越显示出物（主要指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我们在坚持“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必须坚持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辩证统一，把人的能动性与物的巨大作用辩证地统一起来。既要努力提高军人的整体素质，又要努力提高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实现“人－物”在更高水平上的融合，全面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权谋与实力在战争指导上，中西方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一般来说东方人多注意谋略，强调以计为首，谋略制敌，奉行智慧加力量的逻辑；而西方人更注重技术，主张强兵为要，勇敢制敌，奉行力量加技术的逻辑。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核心，其目标是对“生命之道”或“人生之道”的追求，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具有辩证色彩的人生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智慧哲学。 同时，在哲学思维方法上，中国传统哲学以直观、领悟、体验为主，是一种模糊思维或软性思维，这种思维的特征是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概念或范畴具有很大的包容力。这从思维方法上奠定了中国军事传统注重谋略的基础。 自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在战争中施计用谋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自觉行为。正所谓“上兵伐谋”（孙子），“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翻开中国古代的战争史，几乎每一场战争都贯穿着谋略的运用，特别是那些以少胜多的战例，更体现了谋略的价值和作用。如历史上有名的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谋略运用的成功范例。 古代西方对战争制胜机制的思考与运用，往往侧重于力量或实力，战争活动中始终存在着对力的崇拜。在西方早期神话传说中，奥林匹克诸神令人倾倒之处在于强大神奇且分工细致的力量。 希腊神话体系所崇拜赞美的，是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有力者，是难以名状的神力。古希腊诸国在交战时几乎都是由各方挑选出来力士进行决斗。在重力胜于重谋的传统影响下，古代西方的作战不那么讲究战法。为了击败对手，古代西方的战争各方都把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放在首位。从选将到选兵，从训练到实战，都是以力量强弱为标准的。 可以说从古希腊的英雄主义，到古罗马的角斗风俗，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一直到近代战争，西方对力量之崇拜是一脉相承的，已渗透到西方古代民族精神之中。 战争对抗不仅是力量的对抗，也是一种智慧的对抗。军事指挥既然被称之为艺术，说明它不是照条文操作或单纯计算就能解决的，同时谋略制胜必须依据一定的物质力量才能充分显示出巨大的作用。面对战争复杂性的增加，仅依靠单纯的技术或单纯的谋略都不可能掌控战场的主动权。 因此，应该谋力并举，既要讲求战争指导的艺术，又要注重力量或实力，使二者相互支撑，不为偏废。 一方面，要增强军队实力是施谋用略的根本前提。 另一方面，创新军事理论必须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敏锐的思路，更远大的眼光，积极汲取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瞄准世界学术前沿，着力提升学术原创能力，力争在一些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上取得突破，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精神与技术拿破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总的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注重对军人气节和军人精神的培养，而西方传统文化从重气节逐步发展为技术决定论。 中国传统文化重气节，追求“舍生取义”，很多时候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更重视生命的社会意义及道德价值。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气节和信念，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 古代兵家很早就认识到士气的重要性，在论及战争观、战略思想以及治军理念时对此常有经典论述，如“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孙膑兵法·延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尉缭子·战威》）、“胜在得威，败在失气”（《淮南子·兵略训》）等，后来兵书中出现的“励士”“延气”“齐威”“气战”等专论。这反映出古人对作战中精神因素的高度重视。一鼓作气，韩信背水一战，项羽破釜沉舟成为军事实践典范。毛泽东在评价朝鲜战场上至关重要的五圣山战役时做过形象、风趣的解答——敌人是“钢多气少”，而我们“钢少气多”。 西方文明思维往往以自然为中心，注重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中世纪，火器技术上的进步最终战胜了封建骑士英雄主义的观念桎梏。自此后，西方更加强调一只眼盯着战争实践，一只眼盯着新技术。 西方世界从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以来，科学技术便进入了狂飙突进的时期。正是以此为背景，西方的军事技术异军突起，成为殖民者掠夺和征服世界的有力工具。西方一直对接受新技术异常敏感。技术革新以及同等重要的对这种革新的迅速反应能力很快便成了西方军事文化的特性。 当今世界，科技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就其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重气轻器固然是片面的，但若矫枉过正，重器轻气同样也是片面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 虽然“精神总能征服利剑”，但是战争实践告诉我们：战争中的精神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但却不是无限的。不重视武器装备，精神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在战争中要取胜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是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砝码。建设一支掌握先进武器的人民军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我们要不断提升战斗力的科技构成比例，把武器装备建设放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来抓。 防御与进攻进攻和防御是作战最基本的模式。古代中国非常重视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十分强调防御的地位，既要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又不向外扩张，而对于外来侵犯则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原则。古代西方则主要着眼于对付外邦，更加注重进攻。 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是农耕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生存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稳定、守成、内敛，古代中国也一向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些反映在军事思想上，就是珍视统一、注重防御，把安内作为军事战略之首务，把防御摆在重要地位。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见有关防御的论述。在兵家最为繁荣的春秋战国时期，孙武、吴起、孙膑等兵法大家在论兵时从总体上多强调防御，而在论述进攻时，多从战斗和战术的角度展开。墨子提出“非攻”的政治军事观念，传世的《墨子》一书记述了墨子及其学派关于军事防御的深刻见解。 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是防御思想的物化标志，反映了不同时期统治者在军事战略上所共同遵循的指导思想：既主张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曾惊异：“明朝军队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为何不去侵略？” 古代西方具有争雄称霸的扩张传统。西方文明发源于希腊半岛，海洋文明“四海为家”的特性使其具有流动性和侵略性。当时那些国家的国防对象和战争锋芒，多是指向异域外邦。西欧各民族除自己相互征战外，还经常联合或独立对外用兵，所到之处近至地中海沿岸，远至亚非拉，处处体现了西方人崇尚武力、喜欢扩张与冒险的文化特征。 例如，历史上多次爆发的亚述战争，其战火席卷了西亚和北非，以亚述王国为核心，各国展开了混战。凡是在西方古代史上拥有过辉煌，独领过风骚的国家，无不具有强烈的征服欲。伴随大国崛起的是扩张、霸权和战争，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国强必霸的理论。 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中国走出去程度加深，我们的生存线、利益线已经超越主权领土，我们必须打破狭隘的疆域观和传统的防御观，最大限度地释放与发挥积极防御战略。适应国家战略利益发展的新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与我国地位相称、与我国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积极推动军事力量走出去，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有效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切实做到国家利益延伸和发展到哪里，我军安全保障就提供到哪里，军人的职能作用就发挥在哪里，这是当代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和历史担当。 作者：许三飞 脑洞大开：回复参考君关键词，获取更多原创文章！ 赞赏 |
